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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服装风潮:时髦莫过“的确良”(组图)

这个夏天街上流行穿什么?一千个人恐怕有一千二百个答案。但放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说起时髦,绝对绕不过一个词——“的确良”。这种现在看来颇为土气、也并不舒适的化纤面料,在当时引领了鲜亮、挺括的服装风潮。也正是这种“不用从地里长出来的布”,帮助中国人结束了“大改小、旧翻新,补丁摞补丁”的穿衣日子。

1957年6月,为节约棉布支援工业生产,华北直属工程公司工人们提出“一年不领工作服”,依靠缝补克服困难。高宏/摄

“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”

新中国成立之初,工农业基础薄弱,吃穿用度各方面,生产的发展都赶不上几亿人生活改善的需求。那会儿大家穿的全是棉布衣裤,而有限的土地顾得了吃(种粮食),就顾不了穿(种棉花),纺织品异常紧缺。

1957年4月20日,《北京日报》1版

1954年9月,全国启动实施棉布计划定量供应,各地分期按人头发放布票,布料、成衣、床上用品统统凭票购买。1956年,国内遭遇水灾,棉田减产,纺织品供应愈发吃紧,不得不强化“凭票买布”措施,“大小童装和五寸以下的布一律按实收布票;蚊帐布按二折收布票,蚊帐成品的顶布、边布和衣着用的网眼布都按实收布票”。(1957年2月10日,《北京日报》1版)1957年4月,国务院通过决定,该年度第二期布票“一律按面额对折使用”,并向全国人民发出“战胜困难 精打细算 节约棉布”的号召。9月,北京市宣布新一年棉布供应计划,城市居民、大中学生,全年的布票定量由36市尺下调到24市尺。

1968年5月,北京前进棉织厂织布车间。胡敦志/摄

24市尺是什么概念?一件衬衫做下来要7尺5寸布、一身棉衣要16尺布……布票不够,钱也不宽裕,穿衣必须精打细算、艰苦朴素。再加上纯棉服装容易破损,穿打补丁的衣裤、戴保护衣袖的袖套,成了那个年代的标志。一般人家的孩子一年到头难得穿身新衣裳,不是拾爸爸、妈妈穿旧了的,就是捡哥哥、姐姐穿小了的。

怎么解决老百姓穿衣难?布如何“不用从地里长出来”?根本办法就要靠化学纤维。据报道,毛主席就曾对周总理说:“我们能不能也搞点化纤?不要让老百姓穿衣这么千辛万苦。”

“的确良”,化纤的一种,1950年代在国际上开始流行,也称“达可纶”“涤纶”,有纯纺的,也有跟棉、毛混纺的,通常用来做衬衫。据说这种面料最初在广东按音译被唤作“的确靓”,传至北方后变为“的确凉”,后来大家发现穿起“的确凉”并不凉快,才改成了“的确良”。

“的确良”的“优良”显而易见。尽管不吸汗、不透气,可挺括滑爽、易洗快干,还比棉布结实,“经蹬又经踹、经铺又经盖”,一件顶三件。更重要的是“的确良”虽然贵,但不按实收布票,而是打折收取,对布票不够用的人家是个大好消息。

1960年代初,“的确良”开始在京津沪小批量试制。由于当时中国人还没有从石油到化纤的生产能力,只能靠进口涤纶纤维来开发“的确良”,后来又靠进口聚酯切片来制造涤纶纤维,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尽量用于出口创汇,比如北京产的冰山牌漂白“的确良”、天坛牌衬衫等等。少量在大城市上市或出口转内销的“的确良”料子、成衣,是排大队抢购的紧俏货。直到1970年代,国家决心大手笔引进石化装备,发展化纤工业全产业链,上海金山石化等大厂陆续建成,曾是高档商品的“的确良”才逐渐普及。

街上流行花衣裳

“的确良”带给中国人的,还有巨大的视觉冲击。

1977年,北京印染厂在百货大楼举办“的确良”花布图案选样投票,群众踊跃参与。胡敦志/摄

1950、60年代,中国没有时装概念,衣服款式基本男女一个样,颜色只有灰、蓝、黑,被外国媒体形容为“蓝蚂蚁”“灰蚂蚁”。而“的确良”的出现,让大家见识到了衣服不但可以周身没有一点“死褶”,还能如此鲜亮,尤其是后来各种花型不断面市,让街头突然流动起了色彩。一时间,想要洋气点,少不了省吃俭用置办“的确良”。

最开始,大家买不到也买不起几件“的确良”衬衫,只能购买“的确良”做的假领子,几件假领轮流穿,每天给人焕然一新、体面高级的感觉。哪个姑娘有件格子“的确良”衬衫,足以引发极高的回头率。1970年代中后期,随着“的确良”普及,姑娘们纷纷穿上小碎花裙子、带里衬的白裙子,走起路来裙角飞扬,男士们则热衷雪白的“的确良”衬衫,不少人还把下摆扎在裤腰里。

对那个年代的时装记忆,在本报报道中可以找到不少记述。有人回忆: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自己有幸作为学生代表接待外宾,为此一连几天到亲戚家搜寻装备,最后精选出一双只有在上海才能买到的白边白塑料底方口布鞋,一条表姐舍不得穿的隐条“的确良”长裤,一件妈妈的“的确良卡其”(简称“的卡”)上衣,还戴了圈假领子。这身拼凑出的行头吸引了众人视线,后来好多年都是自己炫耀和臭美的资本。(1994年9月17日,《北京日报》8版《回望那个年代》)

顾客们在瑞蚨祥选购“的确良”和人造棉布。 李晞/摄

还有人回忆:1970年代初,王府井有家益民商店专卖出口转内销服装,一下子成了沙漠里的绿洲,姑娘们为买一件衣服要在人群里挤上数小时。自己曾在益民买过一件14元钱的长丝“的确良”绣花短衫,商标上绣着“精工巧制”和“made in China”,因为太奢华,只好把它锁进箱子里,直到1978年上大学时才拿出来穿,依然很显眼。(1994年11月21日,《北京日报》7版《时装记趣》)

一度产销不对路

1970年代末,化纤工业全产业链逐步建成,市场上却出现了另一种现象:同为“的确良”,有的品种老百姓想买买不着,而大家不愿买的品种供应却很多。

1978年10月,记者就北京市面上“的确良纱卡”大量积压,而“的确良府绸”供不应求的现象展开调查。结果发现,府绸用途广,群众十分喜欢,尤其是军绿色府绸,一上市就一抢而空。而纱卡太薄,外观也不大好,一米纱卡比府绸还贵六角钱,所以卖不出去。

1978年10月6日,《北京日报》1版

奇怪的是,商业部门明知纱卡积压,却继续大量调进。市纺织品公司说出了苦衷:纱卡和棉布一样,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,工厂生产出来了,商业部门就得收购。其实纱卡跟府绸,都是市第二棉纺织厂用同样的纱织成的,生产纱卡的设备只要稍加修改,就可以织府绸。纺织品公司早就向厂方提出调整,但大半年过去了,织机一台也没有改。那么,纺织厂为什么要坚持生产滞销品种呢?原来纱卡的产值比府绸高,如果把纱卡改为府绸,工厂的产值减少,企业就评不上先进,工人就拿不到奖金。

类似“的确良”产销背离的怪现象并非个例。当时,中国还没有市场经济概念。企业按照上级下达的计划和任务生产,不是按照需求生产,至于产出的东西有没有人要,企业不关心。这也导致了普遍的产销不对路。

改革开放的到来,迅速打破了闭门生产。1979年12月5日,本报头版刊文《逐步树立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而生产的正确思想》,报道了纺织部门的变化:过去产值低的品种不干、生产难度大的不干、花色多的不干,现在开始考虑市场需要,确定不同品种的增产、减产、停产。市第二棉纺织厂以前一年调整不了几次品种,织机很少翻改,现在每月都要调整品种,翻改机台。

印染厂印花工段。高宏/摄

感受到时代微妙变化的还有第一拨闯市场的人们。大新纺织品公司总经理王玉清回忆:1980年代初,他领着几个待业青年开起了绸布店。当时市民还要凭票买布,买一米“的卡”,需要6元多现金和3寸布票。他看准商机,买了白色“的卡”布,自己送到印染厂加工再拿到店里销售。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,这样的“的卡”一米只卖3.6元,而且不需要布票,一天卖了好几万元钱。没想到这被认为是典型的“投机倒把”行为,正等待处理时,统购统销政策取消,国家定调“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商品经济”,这才免了牢狱之灾。(2004年8月19日,《北京日报》12版《邓小平与市场经济》)

1978年2月10日,《北京日报》1版

“还有使用布票的必要吗”

进入1980年代,棉花连年增产,涤纶混纺布产量比1960年代末增长了三十多倍,纺织品生产已经能够满足老百姓需要。从1982年开始,国家陆续对部分纺织品减收或免收布票,敞开供应,曾经捉襟见肘、无比金贵的布票一时间“家家有余”。1981年11月、1983年1月,国家根据实际成本的变化,连续两次大幅下调“的确良”、腈纶毛线等化纤织品价格,过去价格高昂的“的确良”变得经济实惠。

1989年9月,北京时装节一瞥。叶用才/摄

1983年9月26日,本报印发《还有使用布票的必要吗?》内参。记者在取得大量市场一手材料后,提出取消布票的建议。1983年11月22日,商业部发出通告,宣布从该年12月1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、絮棉票,1984年也不再新印发。通行了30年的布票终于废止。

2012年10月31日,《北京日报》46版

穿,不再愁了,棉纺织品、化纤织品的种类样式越来越多。到了1980年代中期,风行一时的“的确良”逐渐没落,开始讲究穿得舒适的人们认识到化纤面料不透气、不吸汗的缺点,一统天下的“的确良”衬衫向涤棉、纯棉、牛津纺、丝绸、绒布格衬衫等转变。

时间推移,北京人的穿着打扮、审美情趣不断更新,纯棉织品重新成为时髦,当然,质地、花色都和曾经软塌易破的棉布不可同日而语。而“的确良”,则成为“短缺的时尚”中一段特殊的记忆。

本版文字:简汐 历史资料:北京日报图文数据库来源北京日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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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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